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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外單位─台灣民主的化外之地(夏曉鵑)

原文刊載於:天下雜誌‧獨立評論

一九九四年,我到東南亞進行關於當時稱為「外籍新娘」的研究,為了瞭解跨國婚姻形成的過程,我拜訪了台灣駐外官員。他們對我熱切招待,因為期許我能「想辦法阻止這些外籍新娘到台灣,以免拉低台灣的人口素質,造成社會問題」!

其中一位官員為了讓我相信他們所謂「人口素質低劣」的論述,力邀我留下觀察他進行簽證面談。他質疑每一份文件證明的真實性,甚至時而斥責申請人字跡潦草。某台灣先生名字中有一不太常見的字,這位官員立即認定是錯別字,拉高嗓門嘲諷指責:「怎麼連你自己的名字都寫錯?!」官員望向坐在一旁的我,嘴角斜線上揚,意有所指的說:「就是這樣!」此時這名台灣男子焦急地發出微弱而無辜的聲音:「沒有錯啊。」這位官員幾乎怒吼了起來:「什麼?!還不承認?!我查字典給你看!」他氣急敗壞地呼叫隔壁的助理查字典。幾分鐘後,助理回覆:「報告長官,有這個字。」官員十分窘迫地低頭喃喃自語:「哪有人取這麼奇怪的名字。」事後他仍不斷向我強調這些跨國婚姻多是假的,就算是真的素質也很差,會造成台灣社會問題,却隻字不提先前尷尬的「字典事件」。當年,許多受訪的跨國婚姻當事人向我反映在簽證面談過程中有受辱的感覺,憤怒的他們雖然很想投訴,但因為擔心駐外單位會秋後算賬而使配偶的簽證遙遙無期,只好默默吞忍屈辱。

多年後,經由民間團體的不斷抗爭與倡議,台灣社會開始對婚姻移民以較平等的態度對待,許多原本充滿歧視的法令政策、官員的態度,雖仍有很多問題,確實有不少改善。但是,唯獨外交部及所屬的駐外單位,在面對外界質疑時,始終以「行使國家主權」為尚方寶劍,不動如山,使得許多跨國婚姻家庭繼續吞忍委屈,與十多年前情況無異。

台灣政府針對東南亞等特定國家實施境外結婚面談制度,使得台灣人和其東南亞配偶必須在配偶母國的台灣駐外單位通過「結婚面談」,獲得對其「婚姻真實性」的認可後,婚姻移民才可得到簽證來台。然而,面談過程往往倚賴外館人員恣意判斷,許多跨國婚姻遭駐外單位懷疑其真實性而使夫妻被迫異地而居,無法團聚。

最常見的狀況是東南亞籍的配偶曾以藍領「外籍勞工」身份在台工作,即使他們與台灣籍的配偶有婚姻事實,甚至育有子女,駐外單位仍在核發簽證時百般刁難。來自菲律賓的阿永,來台工作期間因工時過長、被雇主苛扣薪資,無奈地選擇逃離原雇主,成為政府眼中的「逃逸外勞」,過著擔心受怕的「非法」生活。逾期居留期間阿永與台灣女子小玉相戀並有了孩子,為了給小玉和孩子完整的家庭,阿永決定向移民署自首,依規定繳交逾期居留的罰款、接受入境管制。費盡千辛萬苦,小玉與阿永終於辦理好結婚登記,因為阿永在台灣有家庭與親生子女,移民署依規定提前解除對阿永的入境管制。未料阿永申請簽證時,被台灣外館加註「觀察期間不得改辦居留」字樣,只有停留簽證而不得改辦居留的阿永雖能再次來台與妻小相聚,但依規定持停留簽證者不能合法工作,且每六個月就必須出境,再重新辦理簽證入境。為此,小玉必須獨力肩負照顧幼女、賺錢養家,以及阿永不斷入出境的機票、簽證費用,龐大的經濟壓力讓小玉一家人陷入困境,難以維持正常的家庭生活。

另一種常遭駐外單位懷疑真實性的是歸化的國民與東南亞籍配偶的婚姻。原籍越南的小婷,與台灣籍的前夫因故協議離婚。已歸化取得台灣公民身分的小婷與越南籍的吳先生相戀而結婚,在越南辦理結婚,並育有一子。小婷與越南籍的先生結婚以來,在一年多時間內歷經三次境外面談皆失敗,奔波台越兩地多次、耗費大筆金錢,且由於先生無法來台而必須一人獨自面對艱辛的懷孕和生產過程。

其實駐外單位懷疑的樣態,還真千奇百怪。一名「正港」台灣男子阿雄(非歸化之國民)與越南女子阿芬,阿芬未曾來台,首次簽證面談未過,駐外單位要求補件,其中之一是台灣先生曾聘雇外籍看護照顧久病在床母親的相關文件,未料,阿芬在先生補齊證件後仍未獲簽證。難道是駐外單位懷疑阿雄以婚姻之名將阿芬帶來台灣行看護之實嗎?

事實上,除了駐外人員,沒有人知道他們不核發簽證的理由為何,因為他們不需述明理由,而每回當事人或從事移民服務工作的民間團體詢問原因,外交部總是回應簽證發放是「國家主權之行使」,可以不附任何拒絕的理由,使駐外單位幾乎處於完全不受監督的至高無上地位。

小婷由於不服第二次結婚面談結果,在團體的協助下,曾向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行政院稱「雙方對於結婚重要事實陳述不一或作虛偽不實陳述」,然而,小婷表示,她和先生僅於:回越南後先回誰的家、兩人通聯細節每週連絡幾次、最長通話時間多久等說法上,有些微出入。由於這細節成了小婷的先生無法來台的理由,小婷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調閱自己於境外面談的「影音錄影資料」,想尋求其他救濟管道。然而,經歷漫長的公文往返,外交部的結論卻是,「因為光碟內容涉及在場面談人員的隱私,礙難提供」。《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定之初,原意是在保障人民作為資訊主體的權利,用以抵抗、監督國家對個資的濫行蒐集與利用。然而,外交部卻以保護實為執行「公務」的面談人員之「隱私」為由,拒絕不滿簽證申請處分之跨國婚姻當事人調閱面談的「影音資料」,荒謬地將個資法變成公務員規避人民監督其執行公務的擋箭牌!

讀者或許會反駁:確實有假結婚啊!是的,的確有外籍人士曾犯下這樣或那樣的法,就如同我們台灣人中亦不乏犯罪者一般。然而,在所有民主國家,為免冤案,法律有「無罪推定原則」,台灣的刑事訴訟法即明訂:「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以及「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此外,任何行政與執法機關皆必須受到適當的監督,以防其濫用權力。上述民主國家基本的原則與制度,當台灣駐外單位面對來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時便完全荒腔走板:不需述明證據便可懷疑婚姻真實性而不核發簽證;且面對質疑時一概以「行使國家主權」規避;甚至以保護公務人員隱私為由,拒絕當事人調閱面談錄影。駐外單位彷如台灣民主體制的化外之地,有了「國家主權」這個尚方寶劍,就天不怕地不怕了。

剛跨年,有些跨國婚姻家庭在民間團體的協助下,歷盡千辛萬苦,終於一家團圓。但他們的團圓往往是以個案方式處理,上述制度性問題並未獲得改善,也因而有更多家庭仍在全世界歡樂跨年時,兩地相思,不得團圓。駐外單位的尚方寶劍不除,恐怕還有無數個跨國婚姻家庭被迫分離。

團聚很難,但我們會繼續努力下去!─12/19「團聚為何這麼難?」論壇紀實

(「團聚為何這麼難?」政策對話論壇,攝影:謝世軒)

文:鄭詩穎

12月19日(三),南洋台灣姊妹會舉辦「團聚為何這麼難?─婚姻移民與台灣未成年人之外國籍父母入台與居留程序」政策對話論壇,我們邀請五位勇敢的當事人現身說法,他們的故事各有不同,但都面對同樣的困境:「一家團聚為何這麼難?」。

婚姻移民代表面對的問題主要是,由於「境外結婚面談制度」(見註)使其法定配偶無法入境台灣,或是即使入境台灣,卻無法取得合法的居留權。 三位婚姻移民代表─小蓮、莉莉、阿金各有三種狀況,小蓮與越南丈夫經歷「兩次面談不通過」,丈夫被阻擋在國境之外為期約一年;越南姊妹莉莉則是面談通過了,卻拿到加註記「停留不得轉居留」的停留簽證,使莉莉在台沒有居留證,最多六個月就必須回國、重新申請簽證,在台灣無法工作、也不能投保全民健保;阿金的狀況最慘,花光所有積蓄,和越南丈夫經歷了四次結婚面談,結果都是「不通過」,且駐外單位已給其「不予受理」處分,意思是:如果沒有其他「新事證」(例如生下小孩),永遠無法再申請結婚面談。

外國籍父母代表則是討論「台籍未成年人的外國籍父母」竟無法「申請」居留權的殘酷事實。雖然移民法31條保障婚姻移民在離婚之後,可依子女監護權申請「繼續居留」,但一旦這個外國籍父母不在合法居留期間內,提出「繼續」居留的申請,就無法適用移民法31條。例如阿B,在居留證過期後,才取得小朋友的監護權,因此失去申請繼續居留的權利;又如小雲,由於結束前婚姻後,並未離境,如今即使已與另一台灣男子結縭,共同育有一女,且有法定監護權,也無法申請合法居留,只能逾期居留於台,淪為不見天日的「黑戶」。

這是由於,要申請居留有兩個關卡,一是拿到外交部核發的「居留簽證」,二是持「停留簽證」入台後,依移民法23條於台灣移民署申請「停留轉居留」。但外交部說,根據規定(〈外國人申請中華民國簽證相關手續及說明〉),居留簽證的核發對象,並沒有「未成年國人的外國籍父母」,而移民署說,根據移民法23條,停留轉居留的對象中,也沒有「未成年國人的外國籍父母」;也就是說,依親居留只限定婚姻移民、或是未成年外國人依台灣籍父母,但如果是外國籍父母,就「無解」。

姊妹會花了許多時間陪伴、協助這五位個案,也開了幾場相關的記者會,討論、曝光這些議題,但卻都不見效,不僅制度改變有限,部分個案的狀況也停滯不前。因此,姊妹會期待透過這次論壇,好好地坐下來與政府部門討論,既存的問題究竟如何解決,同時,也邀請團體代表,從國際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立法部門、兒童權利、女性/性別等角度,提出觀察與建言。

然而,席間我們卻再次感到深深的無力。針對阿金案例(除有「新事證」,不能再申請結婚面談),外交部代表回應:面對遭「不予受理面談申請」處分的「真結婚」案例,他也感到「很無奈」,但他不能做什麼;團體建議「面談不通過、或是被核發加註記的停留簽證應述明理由,因這是對人民權益影響甚深的行政處分」,外交部代表卻說:公文格式已定,無法變更。外國籍父母議題亦是,移民署代表稱:行政院的修法版本已送到立法院。但實際上,當我們進一步詢問:修法後,阿B與小雲的案例是否解套?答案卻是仍然不行。

我們很心疼這些當事人代表,她們勇敢站出來,為自己與家人奮鬥,用不熟悉的語言盡力述說,卻遇到這麼多大大小小的軟硬釘子, 他們的夢想很卑微,只是要和家人團聚,有如阿金,到十二月底,她與越南先生結婚將滿兩週年,但至今,阿金的先生卻仍無法來到台灣,連「申請面談」的權利都被剝奪。前幾天是冬至,在台灣,那是個象徵團圓的日子,但對這些經驗無數挫折的移民家庭來說,團聚竟然這麼難!

即使如此,與會的朋友仍提供許多寶貴建議,例如,透過「國家人權審查機制」,來強調移民家庭團聚權與兒童權利之實踐;例如,推動《入出國及移民法》與《外國護照簽證條例》修法,擴充「居留簽證」或「停留轉居留」的適用對象;例如,倡議「行政院移民政策委員會」的設立,在政策層次上,主動注入移民人權概念。這些建議,我們都將努力嘗試。

要特別感謝民間團體代表─實芳、逸翔、惠娟、 昭媛,以及所有關心移民家庭的朋友的參與,有你們相挺與陪伴,即使很難,我們相信,一小步、一小步,一定會有突破,有一天我們會說「團聚,沒有這麼難!」。也和大家分享當天會議手冊與相關資料(請見以下連結),請大家繼續關注這個議題。
資料下載:
1. 「團聚為何這麼難?─婚姻移民與台灣未成年人之外國籍父母入台與居留程序」政策對話論壇 會議手冊
2. 國際公約與團聚權(施逸翔)
註:「境外結婚面談制度」針對特定國家實施(包括多數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大陸),指的是於台灣境外,由駐外管單位實施「結婚面談」,透過外館人員與當事人的「面談」,由外館人員認定移民家庭婚姻是否「屬實」,唯面談通過後,駐外單位才會驗證雙方結婚文件,並核發外籍配偶來台的簽證。



記:2011年暑假菲律賓國際參與行動

文:鄭如棻(南洋台灣姊妹會榮譽理事)

2011年7月1日-8日,我以及梅花、曉鵑、滿枝代表南洋台灣姊妹會至菲律賓的馬尼拉參與國際移民/工聯盟(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IMA))和國際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Women’s Alliance(IWA))的會員大會,又適逢7月初在馬尼拉舉辦的國際人權與抗爭活動(International Festival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People’s Right and Struggles(IFPRIS))使得馬尼拉當地聚集了菲律賓各地及其他國家的勞工、農民、女性、原住民、移民工的草根組織與抗爭文化工作者,彼此互相交流組織工作及抗爭經驗。

7天的行程裡參與了許多國際性的會議及論壇,7月2日早上先是在奎松市(Quezon City)的迪利曼(Diliman)菲律賓國立大學,參與了第五屆國際民主和合作的論壇(V Foro Internacional Democracia y Cooperación(VFIDC))所舉辦的亞太地區區域論壇,這個為期兩天的論壇,參與者包括了亞太地區的工人,婦女,移民,原住民,農民和漁民組織工作者,主要討論全球化對各地人民所造成多重的負擔及危機,並且如何在不失去各自的身份下,找到更堅實的國際的聯合行動。論壇的開場引言者Tony Tujan提到如果你是亞洲地區以外的人,在主流媒體的你會以為亞洲現在處於一個高度發展的狀況,但其實不是這樣子,亞太地區有著嚴重的二元事實,富人與窮人之間,被壓迫和壓迫者,被剝削的和剝削者之間。亞洲有著世界最高的工人彈性化,比率是9%,而移民與移工的勞動環境則是彈性化最嚴重的,Tony Tujan強調我們有問題,我們需要加強我們的團結 - 使我們的運動可以在我們的每一個國家,了解我們的相互關係,我們可以加強彼此。

由於下午就必須辦理IMA的報到手續,於是便先行離開了論壇,來到了同在Diliman大學裡的IMA會員大會會場,此次的會議主要是希望它的成員和參與組織,能繼續建立和加強跨國際的移民/工和難民的國際運動,以反對帝國主義。很有效率的,雖然主要會議期程是在7/3-7/4,但當晚用過飯後便聚集了各參與移民/工組織工作者,討論各國正面臨的移民/工問題,分區域做討論,姊妹會在東亞組,跟著我們這一組討論的有香港、澳門、印尼……等等的組織工作者,彼此先交換意見跟想法。隔日一早,IMA的開幕及歡迎儀式,在一段開幕舞後,梅花代表姊妹會拿著會旗,與其他參與團體共同將代表自己團體的旗幟掛在會場的牆面上。

兩天的IMA會議裡,開頭的主題報告中體現了各地移民/工草根組織對其議題的深度分析,由於自己的菜英文,參與會議只好依賴曉鵑的專業翻譯,耳朵聽著這些各地草根組織者發言的同時,也驚訝著他們的演說內容,對比著台灣,在勞工運動場合中,我最常聽到的勞工議題討論,通常只限於台灣本地的政策、經濟因素分析,而在IMA的會議裡,卻是更升上一個層次去談論自身議題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關係,比如說有組織者提到,移工是因為國家的低度發展,人力被商品化,在國家沒有真正發展的狀況下,移工被拿來解決國家的問題(可以賺外匯),並導致移工的孩子吸毒、輟學,如果大家沒有組織起來,情況會繼續惡化,除此以外,也討論某些國際性的組織(比如:ILO、GFMD)對移民/工的影響,最後一天的會議裡,東亞組在深度討論下給了些建議給IMA的2011-2014年度計畫(GPOA),匯聚了各區域的建議後,達到共識後,IMA的GPOA於是形成。有了GPOA,當然需要要勇於任事的執行者,大會最後更選出了執行GPOA的ICB(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Body)成員,曉鵑獲得推舉,更當選了ICB成員。



IMA會議期間,姊妹會也同時間參與其他國際性的活動,7月3日下午的國際電影節,放映了姊妹會的紀錄片「姊妹賣冬瓜」,梅花與滿枝代表做映後座談,參與座談的成員皆對姊妹會自己手工製作的紀錄片報予高度評價。另外也參與了IFPRIS的團結之夜,姊妹會與一同同行的友好團體(四方報、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共同演出了台灣移工的處境,簡單俐落的表演讓在場的與會人士讚賞不已,報以熱烈的掌聲。


 (國際電影節,《姊妹,賣冬瓜》映後座談)


(IFPRIS的團結之夜演出 )

結束了IMA的會議,緊接著是IWA的會員大會,此次會員大會主要是要推進全球反帝國主義婦女運動並加強國際婦女聯盟!會議中首先聽到了各國婦女的狀況,議題包括了有農村婦女的土地權、婦女工作上各種權利的剝削、原住民婦女/孩童的狀況、懷孕婦女的墮胎問題、法律及經費對婦女的保障……等等,IMA討論婦女議題的方式也讓我對思考婦女議題的方式有不同的視野,當她們在討論性別問題時,不會特別強調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而是從更實際的歷史、政治、經濟方面去討論女性受到的各種壓迫,印象最深刻,比如其中一位蒙古的代表提到,蒙古原有的遊牧生活被一些開發所破壞,婦女們被迫離開原有的遊牧生活來到城市,婦女們只會放牧牛羊在無一技之長的狀況下,無法維生,而有些慈善團體雖然提供她們職業訓練,但卻是提供性別化的職業訓練,女性學習怎麼帶小孩而男性學習電腦,另外有一個菲律賓的同志團體提到,有些企業會晉用女同志做員工,因為女同志很強壯又不會有婚嫁、產假,工資也較便宜。另外很特別的是,在聽了各地的狀況報告後,IWA與IMA一樣,先討論了聯盟的章程,使聯盟內的成員可以先達到團結的基礎後,再討論IWA未來四年行動計畫,一樣先分區域討論再達到集體共識,東亞組建議(1)支持LGBT(2)注意移民工及人口販運的問題(3)推動教育宣傳(4)要求ILO(國際勞工組織)通過最低工資(5)非法移民合法化(6)3/8及11/25有同步行動(7)除去美軍勢力,各組在提出建議後,選出執行幹部,推動IWA的四年行動計畫。

連續參與了兩個草根組織聯盟的會議,深深感受到聯盟設計會議流程的認真及用心,藉著討論會員章程讓大家清楚聯盟的主要目的,也在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組織經驗及議題後,試著能夠達到連結,且會議的目的並不是只限於聽及說,還要成員們去實踐,所以很具體的在會議的尾聲一定要推選出執行計畫的幹部,並對下一次的會員大會負責。

7天的行程,說真的很忙很累,但卻是收穫滿滿,那個收穫不是只在議題的瞭解上,還有更多是在於組織的發展上,謝謝姊妹會提供我這次的參訪經驗,也謝謝同行的夥伴,對我在人生地不熟的狀況下狀況連連的包容,這是一個有意義且豐富的行程。

來自各地的女人,記APWLD「性別與政治初階培訓」參與經驗

 文/圖:鄭詩穎(南洋台灣姊妹會 社工)

至今已成立二十五年餘的亞太婦女組織─APWLD(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是一個區域性(亞太地區)的跨國連結網絡,參與成員為婦女與女性主義團體,會員團體來自亞太地區的25個國家,姊妹會也是其中之一。2012年五月,APWLD於蒙古的烏蘭巴托舉辦「性別與政治初階培訓」(Gender and Politics Level 1 Training),我代表姊妹會參與受訓。從來沒想過,(嚴格說來)不算有獨自出國經驗的我,第一次的經驗竟是在文化與知識上都相當不熟悉的「蒙古」(眼前閃過黃沙滾滾與浩瀚草原的畫面),一邊帶著行前熬夜準備的戰戰兢兢:諸多艱困的台灣政治制度資料都要用英文表達(例如「憲法增修條文」中保障女性參政的部份:不分區立委政黨當選名單中,女性席次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不只只接受培訓,對我來說,也是挑戰。

出發前夕,收到APWLD寄來的參與者名單,看到許多不認識的國名:Kazakhstan、Kyrgyzstan、Tajikistan、Uzbekistan,無知的我一方面興奮於終有機會認識陌生的「中亞地區」,同時趕緊上網搜尋世界地圖,惡補一下(被歐美中心蒙蔽的)地理知識。

培訓的主題為「性別與政治」,因此,主辦單位要求每個參與者在培訓前完成一份assignment,內容包含:(1)敘明我國攸關女性參政的政策制度與法令;(2)我國近五年來女性在各個層級的政治參與表現;(3)我國具領導地位的女性的文章。雖然花了不少時間準備、轉譯,事後證明是值得的,在培訓中,有機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領袖認識「台灣」,以及姊妹會長期關切「婚姻移民女性」的狀況,讓我感到很滿足(你知道的,人到了外國,又面對來自中國的參與者時,對於「介紹台灣」總是有種使命感)。

培訓過程很有意思,我們的老師是分別來自印度(India)的Priya與來自吉爾吉斯(Kyrgyzstan)的Nurgul,我對Priya的印象特別深刻,她是一位律師,卻能深入淺出地透過活動、譬喻,講解許多複雜的概念。

例如,Priya要讓參與者理解「性」(sex)與「性別」(gender)的差異時,她先邀請參與者到白板前拾起白板筆接力畫出一個「人」,之後再請大家激盪與討論:關於「男人」與「女人」,哪些是與生俱來的生理特質?哪些又是在社會化過程中,被建構出來的形象?接著,Priya發下兩種顏色的紙,在橘色的那張要我們寫sex,在藍色的那張寫gender。她念出許多陳敘句(例如:「女性可以生育」、「女性總是比較安靜」),要我們以舉牌的方式區辨,哪些陳敘具攸關於「性」,哪些陳敘句攸關於「性別」,並帶領大家深入討論。

又例如,Priya從我們的分享中點出「鄉村女性」與「都市女性」、「發展中國家」與「已發展國家」(當然「發展」也需要再引號)的經驗差異,由此說明晚近女性主義的重要課題:認同與認異(差異),接著介紹女性群體中的差異經驗,諸如種族、階級、國族、身體障礙等。

生動活潑、由淺至深、以「練習」(exercise)連結嚴肅概念的培訓方式,讓每個參與者都能很快地掌握這些理論框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性別訓練根本不成問題!透過適當的帶領、觸媒,來自各地、各樣處境的女性,都能侃侃而談她們最關切的議題,並且討論出解決之道。


培訓過程也很注重「小組討論」,很常見的方式是帶領者將參與者分成不同小組,針對不同課題腦力激盪,再請小組代表上台分享討論的結果,群策群力的結果,往往有令人驚豔的見解。地主國「蒙古」的參與者中,有一群來自鄉村的婦女,是在地主辦單位(Centre for Human Rights & Development)特地找交通、住宿贊助,讓她們得自偏遠鄉村來到首都參與訓練。或許是表達對培訓的重視,她們每天最早到會場,穿最好、最正式的衣服,缺乏正式教育經驗並不阻礙這群女性參與、以及關心社區事務的決心,當他們陳述蒙古女性最困擾的「家庭暴力」議題、並報告她們討論出的解決之道時,十分自信。

除了培訓本身的收穫,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穫,是看到許許多多「不同」的女性,而這些經驗是相當難得的:

Zarima來自吉爾吉斯,她所任職的婦女團體關注的議題為女性與政治參與,她和我們分享她國家中的女性議題與處境。吉爾吉斯歷史上,曾有一位因繼位產生的女總統,一年後因政變被迫下台;而當代吉爾吉斯,因著聯合國推動的「性別主流化」政策,與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有「性別比例原則」,內閣應有1/3以上的女性。

Fatima,塔吉斯一婦女組織的領袖,培訓剛開始時,因語言障礙顯得較沈默,後兩天(培訓總共為期三天),中亞國家、蒙古開始以俄文溝通(蒙古離俄國很近,中亞國家曾受蘇維埃政權統治),俄文變成英文以外的第二使用語言,於是Fatima開始恢復女性政治家的雍容氣度,她的願望是創立一個女性政黨。

因小兒痲痺不良於行的Culnaz希望可以改善吉爾吉斯的身心障礙政策,打造真正的無障礙空間,使每個受限於身體的女性有更多發展機會。

來客座演講的Bazhar,是蒙古知名的女性政治人物,她已二度參選國會議員,2012年七月是第三次。她和我們分享了蒙古的政治、以女性參政的現況,並以自身經驗分享女性參政會面對的挑戰,例如家庭生活的平衡等等(每每聽到女性聊到這個部分,我都會想起滿枝)。Bazhar說,今年的國會議員選舉很熱鬧,有多位女性參選,企圖扭轉金權政治,蒙古正在改變。

Amraa,在地團體CHRD的執行長,同時也是律師,即將去美國知名大學工作(教授法律);熊靖,很年輕的中國工作者,關心的議題是同志運動與性權運動。

Surayya,來自烏茲別克,在政府機關任職,英、俄文流利,自參與者成為翻譯志工,Surayya相當優秀、對制度細節的掌握度高,常代表國家出國開會,培訓中她用順暢的英文侃侃而談,讓我感到好羨慕。

有趣的是,她也給我了一次「衝擊」對話經驗,有次吃飯,我倆隨意聊到社會運動,Surayya談到烏茲別克有一些人權團體「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由於有些工作環境很危險(例如礦工),因此烏茲別克政府立法,「不允許女性從事那些工作」。有NGO基於「自由」、「權利」等概念,主張政府法律不應該做太多限制,應將選擇權還歸於女性自身,Surayya批評這些「搞不清楚狀況」的NGO:女性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因此需要政府、法律為其設立準則與界線。我直覺回應:這是一種保護,Surayya則說,是的,they need protection。事實上,我本來想表達的意思是(但因英文能力,不允許我立即說出),這種保護是父權社會與政府體制合謀的保護與對女性的囿限,不值得讚許,但沒有想到,確實她是認為,女性「需要」保護。

事實上,這種論調並非不常見,只是我有點驚訝是在「這處」遇到。果真,女性經驗千千種,而對女性的想法也有千萬樣。而不可否認的,是或許多數「婦女團體」仍認為女性自身無法清楚其「最佳利益」,因此該受政府、法律(等父權象徵)保護。不管在台灣、或是國際,比比皆是。

好了,培訓以外,蒙古的生活經驗也值得記上一筆。

據CHRD伙伴說,基於經濟考量,我們住的旅館離市中心非常遙遠,是新興的營建區,因此街上總是塵土飛揚,並有許多工人在搭建房子,他們警告我們治安很差,不要亂跑。蒙古的工作機會少,有許多蒙古人去鄰近的中國、韓國找工作,韓國也有人來這邊做生意,商店、旅館有供應韓式泡麵,街上也常見到韓國餐廳(聽說也有韓國人來蒙古進口乾淨草場養大的羊,再回國高價賣出)。蒙古的輕工業似乎並不發達,商店賣的東西,高級一點是韓國製,普通一點是中國製、俄國製,鮮少發現蒙古貨(連紀念品我想大多是中國產品)。

由於培訓是白天的時間,因此晚餐我們要自己解決,旅館附近很少餐館,所以最常解決晚餐的地方就是超級市場。可能因為畜牧業發達,超市中好多奶製品,我也喝到了夢寐以求的「馬奶酒」,那種腥羶又酸嗆的感覺,嗯,就像外國人吃到台灣人愛吃的臭豆腐吧。

當然,也有出去走走,最後一晚的solidarity dinner在一個蒙古式現代餐廳吃飯,CHRD的年輕工作人員還特地為我們找來蒙古傳統表演者,讓我們親耳一聞馬頭琴的聲音。


(左圖)蒙古國會大廳,位於市中心的Sukhbaatar Square。
(中圖)蒙古受藏傳佛教影響甚深,喇嘛廟也是觀光景點。
(右圖)在蒙古的街頭看到這種有趣的交通方式,集體計程車。

最後,離開蒙古也有一番波折,因為天候因素(風太大),所有人的班機都延誤(對了,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蒙古國際機場只有「一」個登機閘口,而且只有一個行李托運帶)。因為機場塞滿了人,我和同行的伙伴(還好還有兩位同行伙伴!)風塵僕僕回到原本的旅館,第二天再拖著行李回到機場。

那時,烏蘭巴托機場擠滿迫不及待、等著離開蒙古的不耐人們,折騰一陣,我的韓航順利起飛(我還得去韓國等轉機一晚),帶著收穫、衝擊、疲憊、興奮,離開蒙古。

【讀書會快訊】《西貢小子》讀後感:先生的小舉動,看見希望

李佩香(地球人小孩的媽媽)

(《西貢小子》,張友魚著,天下雜誌出版)

聽到讀書會要當導讀時,我一開始覺得「我要怎麼辦,如何開始呢?」沒想到導讀比我原本想像的還要簡單!


讀書會一開始,我首先分享自己讀《西貢小子》這本書的感覺。小孩從小就去越南(媽媽家鄉)過生活,他們對於外公家的村子很熟,而且也很喜歡那個環境,語言更是流利。到了上學的年齡媽媽必須帶他回台灣念書,孩子們很好奇台灣是什麼地方,就開始跟媽媽有些對話,像是:外公外婆家一樣有很寬闊的稻田嗎?有很大的南瓜和很高的芒果樹嗎?「沒有,但爸爸家有比南瓜大好幾倍的電視…」媽媽回答。

到了台灣,要面對新的生活、新環境,難免會遇到挫折、或有不習慣的地方,但因為這些困難讓我們看到孩子對母親的愛。媽媽被阿媽罵、或在外面被歧視了,孩子寧願自己受委屈也想盡辦法要保護媽媽。

(對於《西貢小子》,滿枝的寶貝兒子煜銓有許多寶貴的觀察和想法,圖為煜銓侃侃而談、與大家分享)

我原本想要談的,是書裡面的主角少寬很愛他媽媽,可是後來透過其他人的分享,也看到很多不同的點。例如,有位神秘來賓覺得,在台灣,無論是移民姊妹、或是本地台灣人都會有婆媳問題,很奇怪的是,大部分的婆婆都對自己的媳婦不好,有好吃的就叫自己的兒子或孫子吃,不給媳婦吃,但有麻煩事就叫媳婦。

其他人也看到不同的點是,這本書的結局很美,全家很和善、婆婆的態度也變了,為什麼呢?好像是少寬的爸爸出面講幾句話,所有婆媳問題、親子關係就神奇地改善了。所以大家覺得,這本書可以讓更多先生們閱讀,學習故事裡的阿新(少寬的爸爸)使得家庭可以幸福美滿,每個成員都過著開心、快樂的生活。

(姊妹讀書會的同時,小朋友也有讀書會,除了一起讀繪本,還有藝術創作課程──自己作繪本!看了這些照片,是不是覺得兒童讀書會很棒呢!)


【讀書會快訊】《碰上愛情》,記參與姊妹讀書會

莊蕙宇(東吳大學社工所研究生,姊妹讀書會成員)

2011年從三月開始,姊妹會一個月有一次固定的讀書會,並邀請大家一起參與選書、選片,以及議題的過程。之前未參加過類似的讀書會的我非常幸運剛好在這個實習期間一起參與讀書會的運作與討論。第一次的聚會,看一部溫馨浪漫的電影《碰上愛情》,小小的辦公室坐滿了姐妹、工作人員、實習生、志工,共十六人一同觀賞並參與映後討論,大家分享彼此的心情想法,討論得非常熱絡。


法國電影《碰上愛情》(Je Vous Trouve Trs Beau)講述的故事是法國農場主人埃米在太太意外去世後,在遍尋不著合適的法國女人的情況下,決定到「水深火熱的」羅馬尼亞「解救」回伊琳娜並與之相戀的過程。開始,埃米只是想要找個會作家事並幫忙農事的賢內助,而伊琳娜也只是想到法國賺錢以實現夢想。一開始互相隱瞞對方,為了搏取對方好感,之後兩人才逐漸了解彼此。當伊琳娜發現實際上正是埃米默默付出她所「中」的高額獎金之時,她發覺自己對埃米的感情,因而她即使可以自由地在羅馬尼亞當個小富婆,也寧願帶領自己的小女兒回到法國找他,有個圓滿浪漫的結局。

(《碰上愛情》電影海報,圖片版權歸電影發行公司所有,如有侵權請來信告知)

影片後,主持人詩穎先開頭分享心得,伊琳娜本來從一開始到了一個完全沒有認識的人的陌生國度,到了最後要回家鄉時有人對她的離開很不捨得,感覺她在這個地方是有和她人建立關係和感情存在的。而後便邀請大家發言、討論。

莎莉對影片有深刻的感受,因為想到自己的經驗,有時候那種感覺不像「愛」,剛過來台灣的時候語言不通很痛苦,很多時候用比手畫腳,到夫家也感覺很陌生。
片中有趣的地方是埃米會講法文卻不表達,想表達卻用錯方式,而伊琳娜很勇於說出自己的感受,姄廷說男性會默默的做而不表達、很務實,女性則較注重感覺,什麼情緒會表達出來給對方知道,這就是男、女的不同吧。
 
(圖為《尋找空間的女人》討論,來自菲律賓的Jean和我們分享兒時家庭的空間安排)

雅青拋出問題:男主角是否為了娶太太而娶,而不是真正的因為愛而娶呢?也提到台灣人多是因為有傳宗接待的壓力,在台灣找不到對象,而去國外娶配偶,而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社會中和家庭中都有許多文化衝突,因為習慣、語言等等問題,常會有許多困擾,被欺負也沒有人可以訴苦,且姊妹的感受不被家人認為是重要的,只要盡一個好媳婦、太太的責任,把事情做好就好。

貫蓮覺得埃米不把伊琳娜當妻子對待,像是工人一樣。組盈覺得片子較美化跨國婚姻現實,因為中間男女主角有很多問題產生但因為最後因為男主角片女主角贏得賭馬而給她一大筆錢回家鄉,一切問題就解決了,也納悶為何埃米要向親戚隱瞞去羅馬尼亞娶新娘的事實?因為丟臉嗎?
 
雅青認為台灣男生去追求條件好的女生沒有信心,然後聽說東南亞籍的女性比較乖巧,會聽丈夫的話,這樣的訊息以訛傳訛,使男性抱著過高的期待去娶外籍太太。
 
少數的男性─繪文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劇中角色互動,覺得埃米不是個怪人,而是個很可愛老男人,他可能從小就生長在這父權社會中,不懂得其他方式表達愛,只知道用物質去滿足伊琳娜。

(正中間拿書者為本文作者)

之前我讀過報紙報導,在台灣,經濟能力高、學歷高、身高高的「三高」男性較易找到結婚對象,而三個條件較低的男性較可能傾向娶外籍配偶,這種現象原來不僅發生在台灣人的生活週遭,也發生在歐洲,從電影中可看出,在國內找不到太太的男性傾向跨國婚姻,而異國婚姻必有許多文化、習慣上差異,是需要時間彼此磨合,因此雙方的溝通、彼此的尊重和信任對於關係的增進是非常重要的,透過這次讀書會的電影欣賞,大家對於影片內容感到心有戚戚焉外,也有深度的討論,我也在討論中學習到用更多元的方式、角度來思考跨國婚姻中的相關議題,也很期待之後的讀書會。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參加姊妹讀書會~)

在台外籍人士 竟無言論自由

在台外籍人士 竟無言論自由(吳佳臻、鄭詩穎)
2011年 07月07日 (蘋果日報論壇)

因應2012年馬來西亞大選,馬來西亞公民社團組成「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Bersih2.0」(Bersih為馬來文「乾淨」之意),倡議選制改革,要求建立獨立運作的選舉機制。然而,馬來西亞政府日前卻以威嚇打壓手段回應,無端逮捕聯盟工作人員、甚至非法搜索人權組織辦公室。為抗議馬來西亞政府踐踏人權,台灣數個NGO與在台馬來西亞學生於7月5日上午前往馬來西亞在台辦事處抗議,譴責馬國政府的粗暴作為,要求馬國政府尊重人民言論自由,並當場遞交陳情書。然而,號稱民主的台灣卻無民主真意的實踐。在民間團體和平表達意見的過程中,現場松山分局的員警則私下恐嚇,如果在場的馬來西亞學生公開發言,警方將通報移民署,請移民署處理。導致原本打算在當天陳情活動中發言的馬來西亞學生,因此噤聲。


2007年底《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法,於《移民法》29條明文保障外籍人士在台的意見表達自由:「外國人在我國停留、居留期間,不得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但合法居留者,其請願及合法集會遊行,不在此限」。所謂「從事與停留、居留原因不符」的意思,應指在台停留或居留的原因如為觀光、就學,即不能工作,然而,人民請願及集會遊行應屬於表達意見的自由,亦即言論自由的一種,言論自由為基本人權,如同「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行使,不需明文載列,更不應被解釋為「與停留、居留原因不符」範疇之內。今年4月30日的反核大遊行中,兩位來自日本福島的災民參與集會並上台發言,她們同樣受到台灣政府威脅,不許公開發言。
 

台灣人權節節敗退連續兩起限制外國人公開發言的作為,足以證明我們的基本人權逐漸被限縮、我們的民主與自由正在倒退。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經歷眾多前輩的犧牲與血汗,而言論自由更是一個民主國家相對於威權國家的寶貴資產。我國《憲法》保障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台灣也已經簽署並國內法化「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該公約明文指出「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每個人表達意見的自由應被尊重與保障。然而,現今的台灣政府根本無視人權的珍貴,踐踏外籍人士言論自由,令我們不禁擔心台灣節節敗退的人權狀況,與打壓異議人士、拒絕人民要求乾淨選舉訴求的馬來西亞政府沒有兩樣;我們也悲慟地體認到,如果我們今天放任台灣政府壓制馬來西亞學生的言論自由,我們就如同言論自由被壓制的馬來西亞人。原來,台灣其實離馬來西亞並不遠!
吳佳臻為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鄭詩穎為南洋台灣姊妹會社工

弱弱相逼

 弱弱相逼 /文鄭詩穎 南洋台灣姊妹會社工)
2011-7-12 (立報)


「每個人都是好人,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可憐?」我在東南亞新移民女性NGO當社工,這是我最近在工作中生發的喟嘆。

來自越南的阿好,稱因家暴離開南部夫家,來到台北投靠同樣嫁來台灣的姊姊。因著打工之便,她認識另一名台灣男子,兩人相戀、發生關係、不久前產下一女。

然而由於阿好與丈夫的婚姻關係仍然存續,因此孩子的法定生父是阿好的丈夫。於是阿好來會求助,出生登記、親子關係認定、後續法律與身分關係都是問題。我們幫忙阿好協尋丈夫,她匆匆忙忙上來台北,記憶中的電話號碼已經模糊,找不到先生無法約定孩子姓氏、幫小朋友報戶口。

經歷一番努力與等待,終於找到丈夫,社工的電話與角色也跟著曝光。丈夫致電來會時,我的心情忐忑驚訝,至今還能清楚記憶。原本預想丈夫會不滿我竟然幫助他「逃跑」的太太,未料,丈夫痛苦而緩慢地訴說著他有多愛阿好,伴隨著沉甸甸的不解與不甘:「我還在等她回來。」接著幾通,是難以控制的傷心與氣憤:「我好難過,乾脆去台北跳101算了。」原本擔心的衝突沒有發生,丈夫反倒把我們這兒當作心理治療中心。喘口氣、一邊努力鼓勵安慰他的同時,也在想,那是怎樣的心情、處境,先前一股腦要協助阿好的我是不是沒看見、沒有去理解想像。

接著是雙雙。越南媽媽雙雙有兩個小孩,大概小學四、五年級的年紀。雙雙的家,是傳統觀念與父權思維大行其道、毫不掩飾、完全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的那種家庭。

生意做很大的三姑包辦全家生計以及家人工作,家庭即企業,全家人都在三姑打拚的成衣批發行工作。自身沒有子嗣的三姑,把兄弟姊妹與兄弟姊妹的小孩當作自己最親的人照顧。雙雙的丈夫在台灣討不到老婆,也是求助姊姊,在三姑的金援與陪同之下,到越南把雙雙娶回家。

雙雙來台十多年,沒有身分證、從未出去讀過中文、不能隨意出門、被禁止外出工作,「照顧好家裡就好」,三姑和丈夫異口同聲。雙雙在家裡的角色宛如無酬的外勞,做家事、照顧自己與伯嫂叔嬸的小孩,「把家裡儘量照顧好」,滿足家庭成員的要求。除了靜止封閉、箝制重重、令人窒息的生活,因著來自異國,因著所嫁的丈夫難以提供雙雙堅實的依靠,雙雙在家裡的地位卑賤,所有家務事交由雙雙一手包辦,三姑還常懷疑雙雙偷錢,曾請警察到家裡調查;甚至,二姑、三姑不時對雙雙動手動腳:拿寶特瓶敲頭、拉雙雙的頭髮,「頭常常會很痛」,雙雙懷疑這是常被打的副作用。

再溫順的人也有忍耐不住的時候。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抵抗。

雙雙從半年前開始斷斷續續來電求助。一開始,她不敢留下電話號碼,害怕家人知道她對外求助。她想搬出去,但丈夫明顯難以脫離家族,自立更生,曾經搬出去兩次,都灰頭土臉地再搬回來。她想辦身分證,但所有證件都被三姑扣留。她想出去找工作,但即使小孩都已經要升國中,三姑還是要求她「好好照顧小孩就好」。我們小心翼翼地協助,怕大動作會破壞她與家庭的動力──顯然雙雙還想留在這個家,而就她現在仍處居留階段的身分,她也只能留在這個家,若失去「妻子」身分,一旦無法取得孩子監護權,雙雙即失去在台居留的理由──即使她來台灣已經十幾年了。

那天,有機會更多角度地「看見」雙雙的家。和她的丈夫、三姑見面,已經是情勢到了難以「小心翼翼」的狀況。雙雙不滿三姑的對待,到警局報案、通報家暴、決心提告,三姑十分憤怒,不准雙雙回家。雙雙透過之前就有斷續聯繫的家暴中心、進入庇護所。我把握機會想當面與她聊聊,與雙雙和丈夫約在移民署服務站,提供她辦理歸化的資訊,順道理解丈夫的想法。丈夫的出現有如狂風怒濤,在服務站破口大罵,狂怒之後丈夫又戲劇化地大哭一陣,折騰好一陣子,我們決定到附近警察局「坐著好好聊」,丈夫隨即拉來三姑助陣。幾個小時的協談,帶給我許久沉重:每個人都是好人,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可憐?

丈夫的情緒轉折十分劇烈,從忿而說要告我,到積極地爭取我對他的理解,向我抱怨諸多雙雙的不適任之處。相較之下,三姑則較為一致,自頭到尾,不斷述說自身委屈。

丈夫難受,他對雙雙還有深深的感情(其實雙雙也是,只是雙雙實在難以繼續再待在「那個家」),他不明白好好的一個家何以會搞到需要上警局、去法院。三姑悲痛,她為家族盡心竭力,何以落得被告「家暴」,她憶起當初去越南娶雙雙的辛苦,直嘆不值得。更叫人難以面對的,是雙雙的小孩在雙雙離家之後陸續爆出雙雙常打他們、甚至恐嚇要把他們丟到樓下等事。

愈聽愈複雜,雙雙似乎不是唯一可憐的人。

雙雙可憐,她要的其實很簡單,家內的尊重、家外的自由,但這些願望一再被踐踏。丈夫可憐,他夢想的家支離破碎,而他愛的雙雙如此難以掌握。三姑可憐,她為家庭勞心勞力、努力付出,如今家人卻反咬她,告她家暴。小孩也可憐,媽媽將壓迫複製、傳遞給了小孩。雙雙是家裡最弱勢的人,歧視待遇無處可反,心底壓力無處可卸,她只能壓迫她自己的小孩。

壓迫在家庭中流轉傳遞,傷害與被傷害成為一個沒有出口的循環,在家庭裡承傳、複製,直到每個人傷痕累累,家庭瀕臨破碎。

弱弱相逼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是好人,但每個人都這麼可憐。

[當椰奶遇上珍奶] 南洋台灣姊妹會新的節目


    目前網路非常方便,在家也可以逛街等.....但是有群人也藉由網路來介紹移民議題、多元文化,這群人來自不同的國家慢慢用自己的力量向社會發生,她們就是南洋台灣姊妹會,姊妹會成立於2003年12月7日,組織的目的是提供各種管道和方法,讓主體能夠逐漸突破現實的限制,發光發熱!

     姊妹會藉由網路說說移民的生活歷程,讓更多的朋友們認識移民並且了解移民文化。一系列的節目全由姊妹、志工 新創作的節目,在各位朋友的眼裡移民會是什麼樣的樣貌?人們或許用成見或刻板印象看來自東南亞移民也有許多人會覺得她們就是媽媽、媳婦、人妻的角色而已,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群姊妹她們凝聚力量非常佩服。我們一起來看她們自由發揮的能量吧!


節目名稱當椰奶遇上珍奶

主持人:洪滿枝(南洋台灣姊妹會工作人員,越南移民)、李孝濂(東吳大學人權所研究生)

節目表:



本集主題及內容介紹
來賓
連結
第一集
將介紹南洋台灣姊妹會成立的起源與組織的目的,並說明南洋台灣姊妹會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為何。
吳佳臻(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李佩香(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專案執行祕書,柬埔寨移民) 
第二集
將為各位介紹一部紀錄片:《姊妹,賣冬瓜》。這是一部關於移民人權運動與組織的紀錄片。藉由這部紀錄片的完成,南洋台灣姊妹會希望真實紀錄下這幾年移民運動的歷程與成果。紀錄片製作耗時二年,由新移民姊妹們自行包辦拍攝、配音、配樂、剪輯等所有工作,也就是說這部紀錄片是完全由姊妹與志工共同創作完成的。
鄭小文(中國移民)
李佩香(柬埔寨移民)
第三集
不知道你從小聽到大的歌謠有哪些?歌謠通常是人們心情的寄托,或是呈現大眾生活的真實面貌,歌謠除心情的抒發外,也具有娛樂的功能。姊妹們將在節目上獻唱,並且介紹其歌謠的意義,加上珍奶哥哥現場吉他伴奏,相信會給你一個輕鬆愉快而有趣的午後時光。 
洪金枝(越南移民
武氏竹(越南移民
林妘潔(泰國移民

第四集
節慶是各種文化當中相當獨特的一環,與人民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相信大家都相當熟悉台灣的傳統節慶:除夕、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但對於東南亞文化節慶你又知道多少呢?
陳瑪莉(泰國移民
洪金枝(越南移民
商莎莉(柬埔寨移民)
第五集
『吃』是每個國家文化中的精髓,除了反映當地的食材特色,也呈現該國人民對口腹之慾的獨特觀點,與人民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相信大家都相當熟悉台灣的各種小吃,但談到東南亞菜,大家腦海中除了越南的河粉、泰國的涼拌青木瓜之外還有哪些?對於東南亞的飲食文化你又知道多少?
陳瑪莉(泰國移民
洪金枝(越南移民

第六集
還記得孩提時的竹槍、小沙包嗎?這些陪伴大家成長的小童玩構築了屬於我們的童年回憶。而這些通常取材於週遭材料的各種傳統 童玩,在東南亞文化當中,又有什麼樣的特色呢?東南亞小朋友們又是如何發揮他們的創意與想像力呢? 
林妘潔(泰國移民)    
洪金枝(越南移民)
第七集
擁有工作權,是人民基本的權益。個人要藉由勞動來生產和製造其所需要的生活的物質基礎,滿足其需要,都必須要經由合宜公平的工作條件與場域來維持。新移民姊妹在飄洋過海來到台灣這片土地生根時,在勞動工作上面會臨到什麼問題呢?

王娟萍(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王娟萍理事長)

洪滿庭(越南移民)
陳梅花(印尼移民)
第八集
家庭暴力,對於受暴的婦女是心中永遠的痛。今天的在台灣碰到家暴時常常有的狀況。節目將探討新移民女性面對家暴的狀況與移民女性碰到家暴時與本國婦女不同的狀況與處置方式。而對於一般民眾或或非當事者,在面對家暴受害者,你可以給予的協助。

鄭詩穎(南洋台灣姊妹會社工)    
李佩香(柬埔寨移民)    
陳梅花(印尼移民)
第九集
「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這首耳熟能詳的兒歌,讚美母親的偉大,而新移民女性來到台灣,往往只肩負了母親角色的重擔,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與重視。節目將探討新移民女性的親職關係,新移民女性在教育孩子上碰到的來自於家庭當中其他成員以及整體社會種種的壓力,新移民女性當如何因應,作一個成功的母親。 葉貫蓮(越南移民)    
李佩香(柬埔寨移民)
王筱慧(姊妹會理事)
第十集
外籍配偶辦理國籍歸化需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身份證明對外籍配偶們也有迫切的需求,拿到身分證對於姊妹來說,生活與工作上有非常大的幫助,許多的目前外籍配偶在申請歸化國籍時往往在申辦手續中 因不清楚流程而白白耗費許多時間,或是在申辦流程中往往會碰到許多的問題。
蔡文如(台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葉貫蓮(越南移民)
曾女香(越南移民)

「姊妹賣冬瓜─勇者,才是她們的名字」

文/張睿耘(師大翻譯所/南洋姊妹會實習生)

    因在南洋姊妹會中實習,有幸就地利之便觀賞了《姊妹賣冬瓜》紀錄片。片中敘述了姊妹們為了爭取基本權益,克服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勇敢地走上街頭,對著鏡頭發聲,對當權的政府反映她們的訴求。不可諱言,在實際來到南洋姊妹會前,我對於新移民和移工的想像,全都是由報章媒體拼湊而來,因此不免有著對於主流文化中的弱勢他者所投射的同情。我可以想像,新移民飄洋過海來到台灣,一個語言、文化與原生地迥然不同的小島,新生活以家庭為圓心開展,除了不可避免的家庭問題外,如何自立、如何在外界猜疑和不友善的眼光中生活、如何養育下一代......種種問題,就夠人折騰了,更遑論要走上街頭,重新拿回自己的話語權?因此看到紀錄片中節錄的街頭行動片段,姊妹們突破一般慣常沉默形象的勇敢身影,反而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一直以來,在台灣這個宣稱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中,因為內部同質性極高,反而形塑了一種非黑及白的集體文化,而在制度上也未嘗不是如此?在鞏固主流的意識下,我們沒有友善的族群政策、性別政策、勞工政策和移民政策,我們以融合代替尊重,以排他來強調主體性,以為看不見的就是不存在,因此在體制保護外的勞工、移民、性別族群,被迫要走上街頭,為的是爭取本該是他們的卻被主流群體視為恩惠的權益。隨著「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正式生效,除了給予往後人權議題相關的法律制定和修正有更為明確的依據,也期待得以鬆動、活絡僵化的行政措施;而對於一般大眾的再教育,我們也該用更為宏觀和多元的視野,學習主動認識、了解我們身邊的新移民,他(她)們所屬的文化和背景或許各異,但他(她)們也像我們一樣,都在這小小的島上,努力築著我們小小的夢。

誰還在叫「外籍新娘」?

                               「姊妹,賣冬瓜」紀錄片進入移民人權運動的時光機 
                                 文:周憶如/南洋台灣姊妹會理事、公共教育與宣傳委員會召委                                                     

你可能不太熟悉的「新移民主題」
目前台灣有關新移民主題的紀錄片,多為紀錄或報導自70至90年初期自大陸地區、印尼、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遠嫁來台的女性,如何透過婚姻仲介與台灣男子認識、跨國聯姻的過程,以及嫁來台灣後的的生活、遇到的困難等等,如詳實紀錄台越跨國仲介婚姻完整過程的《黑仔娶老婆》、描述患有腦性麻痺的生命鬥士黃乃輝與柬埔寨籍妻子相處過程的《我的強娜威》,以及金馬獎得獎影片《娘惹的滋味》等較人熟知的紀錄片。另一種紀錄片則著重於新移民女性權益及生活困境,例如公視《幸福的地圖》及南洋台灣姊妹會《飄洋過海的家》。上述紀錄片都對於台灣社會中的新移民處境,進行了觀察記錄與說明,提供不同角度的新移民現象及觀點。對於觀眾來說,「新移民」不再是一群可能知道,但不熟悉的「外籍新娘」,而是與自身生活網絡早有連結的鄰居、親友,紀錄片也讓「新移民」女性本身、老公、婆婆、公公、孩子等家庭成員有機會表述自己親身經歷的過程及心情,新移民對觀眾而言有了另類的風貌,不再只有媒體刻意同情或污名化造成的刻版印象。

誰還在叫「外籍新娘?」,早就正名為「新移民女性」了
南洋台灣姊妹會繼97年自資並由吳平海導演掌鏡拍攝第一部紀錄片『飄洋過海的家』後,自98年歷時2年由新移民姊妹自行拍攝、剪輯完成第二部紀錄片「姊妹,賣冬瓜」,將真實呈現台灣移民人權運動的過程,這也是國內首支由新移民團體自述自製,在侯孝賢導演工作室的指導下自行完成拍攝、剪輯、口白等攝製作業的作品。從片名取自泰文“不要怕”(ไม่ต้องกลัว, mai tong glua)諧音,就不難了解「姊妹,賣冬瓜」紀錄片想呈現的主體,即是有行動力、生命力的「新移民女性」爭取移民權益的過程,詳實紀錄一群東南亞及大陸籍女性如何飽受歧視與壓力,在學習中文識字時認識姊妹及支持者,從逃避到退縮、從被迫接受到反抗,從爭吵到溝通,慢慢建立自我意識的過程,最後終於站出來,吶喊「不要叫我外籍新娘」;看被稱為「姊妹」的新移民女性,在肩負學習語文、教育子女、照顧家庭…等社會期待的壓力下,如何結盟一起挑戰突破法令政策的排擠,爭取身份和權益。誠如片中有一段真實呈現並還原,曾經有一則遭媒體報導污名化新聞事件背後真相,由片中主角首度表白當時在街頭被圍堵發言的害怕與自我激勵,真實的看到這群被社會污名的「外籍新娘」變成了行動者;如何透過徵文及票選名稱活動,為自己正名為「新移民女性」;透過抗議遊行,成功地廢除了歸化國籍時必須附42萬財力證明的限制;用教養經驗證明新移民之子不是遲緩兒;推廣東南亞文化讓台灣社會成為真正的世界村…….。觀看本片,觀眾猶如搭上一部移民人權運動的時光機,隨著這些行動者的觀點及口白,進入聲光俱影的歷史軌道。

南洋台灣姊妹會為什麼要自己拍紀錄片?
2007年9月9日在台北舉辦了一場「九月九,我們還要等多久?」反財力證明大遊行,那是台灣第一次有數千名的新移民及家庭成員自全省湧入台北站出來進行街頭運動,雖然過去移民人權團體也辦過零星的記者會或其他抗議行動,但當日移民團體,新移民家庭與社會民眾參與之盛況空前,使得姊妹會及參與之姊妹幹在會後討論會議中,開始思考: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移民願意站出來,這當中發生了什麼過程?事情是如何慢慢累積到這個時間點而爆發出來?希望讓大家了解這當中的過程,於是拍攝《姊妹賣冬瓜》紀錄片的計畫更開始進行。紀錄片從規劃到實際拍攝的工作,都是由新移民姊妹及志工幹部所組成的工作小組,集體分工努力的產出,新移民人權運動紀錄片的完成,代表回顧與展望,也是另一階段的開啟。尤其對於參與新移民運動的組織者來說,觀看紀錄片就像重新回頭觀看自己以及組織的成長,審視過往生命故事,也重新思考了這些記憶與歷史;這也正是本紀錄片所想要跟觀眾分享的觀察方式。因為紀錄片的觀看,就像影片和觀眾在對話,拍攝者表達了他們眼睛所觀看到、心中所思考的部分,但是什麼事是值得留存下來的?什麼價值是重要的?都是在觀看時,會不停地思考到的問題,也是會想要帶給觀眾有一個自我對話空間,好好感受。

我們為什麼要行動?--姊妹自己說
現任南洋姊妹會秘書,同時也是越南姊妹的洪滿枝已經來台十多年了,在紀錄片中洪滿枝坦誠最先開始是自己想要學習中文到處找機會學,後來參加姊妹會後開始了解說自己為什麼嫁來台灣會被歧視,也覺得有許多被誤會及誤解,於是開始參加姊妹會辦的活動,雖然起先不敢露面,怕被老公或婆婆責罵,會被鄰居指指點點。對於這部「姊妹,賣冬瓜」紀錄片的想法,她覺得「因為應該會有很多人覺得這樣會不像那些『一般』姊妹的故事,只能是辛苦,或可憐的背景。可是其實也有許多的姊妹只是一般的普通人而已啊,這樣有真實的呈現出這個社會真正的樣子嗎?」。紀錄片想呈現的,便是與「一般」新移民故事相同,卻又能真實呈現社會真正樣子的「一般故事」。就像負責紀錄片主要攝製及剪輯的邱雅青從泰國來台已有十年,當初一句國台語都不會說的雅青,藉由紀錄片帶領觀眾經歷一場汗與淚的“學習之路”,現在的雅青是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執行秘書,常接受媒體訪問愷愷而談其移民運動的奮鬥心路歷程及理想,雅青表示獲什麼獎,有什麼頭銜不是她人生的重點跟目標,她覺得最重要的是她能接受挑戰!雅青說:「我也是移民,也受到政策的壓迫。但是當我在這樣的團隊中,我知道我就是要發聲。拍攝紀錄片讓我自己更成長。我對於拍攝原本都不了解,不管是影片拍攝或者是剪接的軟體,我原先也都不大會。那個程度不一樣,你看見的東西是跟別人不一樣的。我們一開始拍這個的時候,不是專業嘛,本來以為只要問一問就可以問到你要的內容,可是當你剪接時,你就會發現一些困難,就像會有多餘的聲音出現,本來不需要的聲音都會變成雜音,跟我原本想的都有很大的差別。我也想挑戰我自己……」就像雅青覺得挑戰自己是最重要的,新移民女性在台灣所遇到的困境,從開始默默忍受到因為學習而明白權益,累積力量起而爭取,就是因為可以「挑戰自己」。

在柬埔寨籍的李佩香身上,同樣也看到了「挑戰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的體悟後,行動力有多強大。台灣社會自掃門前雪隨波逐流,公眾事務的參與隨著社會環境的接受度及八卦氛圍左右,更遑論關注到各種政治、階級弱勢群體的處境。李佩香也常常受到家人親友質疑她「幹嘛要去管別人的事情?」,只要過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但是李佩香認為這樣的參與才是有意義的,就如同對於新移民議題,很多台灣人也覺得新移民的權益問題這只是「別人的事情」,但是其實所謂「別人的事情」不是只為了單一的某人,雖然表面上只是為了某個人或某件個案在努力,但是,我們真正想要追求、想要堅持的是去維護人權、平等、與社會正義這些基本原則。紀錄片正是想喚醒這些對於人權的理解,如同佩香所說:「我想大家看了以後,也會有一樣的感覺,許多的畫面都讓我很感動。看到這些社會運動團體的成員很勇敢的去面對,抵抗不對的事情,我想跟我的家人分享,不只是家人,我也想讓很多柬埔寨的朋友或其他人可以看到,我想讓大家可以了解。」紀錄片中的幾位姊妹及幹部透過紀錄片體現不同背景的時空中的學習力度,有了新的成長與認識,也激發了不同的生命燃點在遠渡重洋的台灣土地上,用她們的生命繼續深耕,與所有熱愛台灣土地努力的人同在,不曾缺席。


在紀錄片裏中,透過鏡頭,李佩香堅定的回答了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價值?
「每個人都應該是平等的,應該有一樣的權利。」
這就是行動永不間斷,「姊妹,賣冬瓜」的魔力。

回憶

文/葉貫連
我來自越南的東南方同奈省,也是越南最大的一省,在世界大戰時期,這裡是個很重要的戰地,所以有句話說:


   它的意思說:經過戰爭時期的男子漢,不可能不認識這個地名,世戰結束南北分為兩方,內戰開始延燒,受苦的還是我們老百姓,無法安定生活。直到1975年4月30日越南解放,南北才歸於一國。因戰爭的影響,經濟被跌落在困境,人民非常困苦,醫療缺乏嚴重。1976年我媽生下了我,幾個月後就被送到外婆家去,只因為養不起。我媽說我們家算好運了,自己有車子去哪裡都很方便,每當國內有混亂時,我爸就開著車子帶全家去逃難,一天飽兩天餓,無法安居樂業。


    我還記得1982、1983年時,我們家鄉人口很少,周邊都是山地、沒電沒水,每天到了太陽下山時,村裡就會響起槍聲,部隊們開始互相追殺,甚至身亡在路旁,情況非常恐怖。
    雖然現在沒有戰爭,但是越南政府因為統治政策不良,人民沒有權力、得不到尊重、沒有福利、生活水準不均衡,有錢人可以買官,沒錢人吃一碗飯卻要邊哭邊啼,有能力的人不肯留在國內發展,教育因此落後。像我們鄉下人啊!能上學認識字就很不錯了,哪敢想到上大學、碩士什麼的,就算大學畢業,找到一份好工作,也是一件很難的事。


    自從我找到自己的婚姻,來到台灣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有那麼多越南新住民,她們真的很勇敢,能夠有勇氣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家鄉遠嫁到這裡來,甚至願意嫁給一個比她大十幾、二十幾歲或者身心障礙或已離婚有小孩的台灣男人,為什麼?答案很簡單、很單純,就是想要過自己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並且能夠有些可報答父母的生成養育的功勞。


    越南經濟雖然發展過緩,但文化很豐富多樣,代表有54民族,因此風俗習慣也很不一樣,此外越南與中國因有上千年歷史,所以風俗習慣也有些相同,如:過年貼春聯、端午包粽子等。隨著科技發達、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變遷,人的習慣與飲食也跟著時代而改變,各種各類的小吃都得到外國人喜歡與讚賞。小吃非常多,但我最常吃的只有一道「雞絲涼拌」,因為我只會做那一道菜而已,做法簡單,材料也好找,但好吃又美味。
材料:雞胸肉、高麗菜、蒜頭、醋、辣椒、鹽、糖。
做法:雞胸肉洗乾淨煮熟,撥絲備用。高麗菜洗乾淨後切絲,把蒜頭打碎加進菜裡,再加點鹽、糖、辣椒、醋,攪拌均勻皆可。最後把雞絲放進去再攪勻,上桌時在涼拌上擺一點香菜或九層塔就可以享用了。

20100613端午節(包在香蕉葉裡的秘密)相簿集

在華人世界裡,粽子 ~ 是為了餵魚,叫魚不要吃屈原的“包葉仔的餌”
北部粽的粒粒分明、南部粽的清香軟爛…

但是,你體驗過…


象徵團結抵抗餓鬼的柬埔寨粽...

天圓地方的越南粽...
雙雙對對代表共結連理的泰國粽...
還有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東南亞異國粽子...

包在香蕉葉裡的秘密、東南亞端午節體驗活動在相簿集...

三十多顆飛翔的心

文/蔡培慧(姊妹會監事/財務委員會召委)

來了三十多人,真是想像不到的多!
來自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及緬甸的新移民,還有志工以及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工作人員、師大翻譯所的老師,把永和社大的課堂擠得滿滿的。原來,大家有志一同都來學習翻譯課程。這是「東南亞語快譯通—新移民高階中文
課程」的課堂!
這個計畫結合了許多許多人的心力,南洋台灣姊妹會一直以來就想增進南洋姊妹的能力,不管是對中文的認識、對台灣移民政策的瞭解以及協助姊妹們把東南亞母國的文化介紹給社會大眾。在這個過程中,姊姊會理解到每一位朋友從母國帶來的語言是最為珍貴的文化資本,也是豐富台灣的多元文化!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東南亞語翻譯的需求愈來愈多,或許是協助到醫院看醫生的時候,或許是到政府機關辦事的時候、移民署也會一些資料、宣傳單需要翻譯。基於這些理解,南洋台灣姊妹會決定開辦「東南亞語快譯通—新移民高階中文課程」,很幸運的,我們得到最專業的協助,師大翻譯所的老師李根芳教授、陳子瑋教授、四方報的張正及廖雲章也加入共同教學的行列。

如同,女香說的:「溝通重要的橋樑,我想翻譯除了熱情,也要學習專業,希望來到這裡,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專業的翻譯。」

這個課程,是一個很重要的起步,一方面如同采羚說的:「跟不同的國家的姊妹在一起,我學到很多,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可以幫助剛來台灣的朋友。」另一方面也可以變成一個工作機會。我們也希望將來訓練完成之後,我們可以團結在一起,共同翻譯、共同分享工作機會。

課堂上,姐妹們說出心裡的願望:
滿庭:翻譯是對陌生朋友很大的幫助!

麗雅:我來自泰國,我認為翻譯可以幫助別人。我有幫助過剛來台灣、不會講國語的外勞朋友買東西、看醫生。

金枝:翻譯是讓兩種不同語言的人能互相瞭解、化解誤會與衝突。

佩沁:翻譯工作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算容易,必須要具備雙語能力,例如要翻譯一種越南沒有的食物,那要怎麼翻呢?

麗羨:翻譯就是把A的語言轉達成B語言,讓對方聽懂另一方的意思。
氏和:翻譯可以對社會更有幫助。

女香:通譯是溝通重要的橋樑,我想翻譯除了熱情,也要學習專業,希望來到這裡,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專業的翻譯。

潘瑤:七年前就是來到這裡學中文。做過最辛苦的翻譯,就是帶我的朋友回去泰國時,來這裡學習時,是非常高興的!

真婷:我來自泰國,現在在四方報做編譯,從那裡開始讓我有信心走出來。我認為翻譯可以幫助同胞。
玉蘭:我覺得翻譯是一件好事,可以幫助自己加強語言,也可以幫助別人。
麗妙:我的翻譯經驗是小小的經驗,而且是義務的,因為我喜歡幫助別人。看到外國人來到泰國不會講泰文、語言不通,很可憐,我都會熱心幫忙,將心比心。我覺得翻譯就是服務的工作,要有耐心、熱心,要用心去聆聽別人的心聲。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成為「專業翻譯」也是一條漫漫長路,未來大家會一起工作、一起學習。滿滿的課堂,三十多個人,三十多顆飛翔的心,要飛向更遠、更美好的將來。

同心即力量──2/5/2010志工培訓有感~

文/何佳駿(政大中文研究生)
  
很開心,今天來到南洋台灣姊妹會台北辦公室,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志工培訓課程」,感覺很好。講師及資深志工在授課及分享當中,好幾次都介紹同一張照片,它也出現在「簡介」及「會訊」裡,讓我印象深刻──照片是在南洋姊妹劇團排練及演出空檔,姊妹們加上志工,圍成一圈,大家伸出右手,握拳,伸出大姆指,圍成一個圓圈,手接手,在歡笑中大家同心團結完成一個圓。  這張照片很令我感動,因為它傳達了一個重要訊息:同心即力量。  我當然不在照片裡,但我可以強烈感受到那股力量,誠如曉鵑老師及世軒都有提到:「互相培力」──來自於東南亞各國的姊妹,在南洋台灣姊妹會找到勇氣及溫暖,來這裡參與志工的大家,也同時學到許多待人處事智慧。因此,沒有錯,就姊妹與志工,彼此雙方角色來看,這樣的「賦權」的確是互相的──你幫我,我幫你,大家一起努力,邁向相同的目標:創造一個沒有人能踩在別人頭上,大家都會彼此尊重的幸福社會。



在今日課程中,早上由曉鵑老師所帶領大家的「成人教育」、「解放教育」帶給我極大震撼,從一開場的「全程英文拷問」,到後來細膩分析大家應該以「帶動者」認知自己而非教師,應採用「提問式」來參與課程而非填鴨式,以及「通關密語」很重要,這些想法,都再再啟發我重新看待「與姊妹互動」這件事。身為本來先住在台灣島上的人,我學到,是的,我應該先放下自己的成見及預設立場,學會傾聽、傾聽、再傾聽新移民的想法,如此,我才能扮演好一個志工該有的立場,扮演好「配角」角色,從而在這裡面找到一個自己輕鬆自在的切入點,持之以恆參與下去……
  

中餐過後,下午的部分,是資深志工的輪流分享及講解,向新進志工說明在這裡可以做些什麼事。這當中,姊妹們包括雅青、阿竹、金枝、佩香、貫連、玉蘭等,都現身說法,分享了她們的感動及成長歷程。例如,金枝便很精彩地描述了「南洋姊妹劇團」從無到有的兩年發展歷程。姊妹分享同時,資深志工如芷嫺、世軒、筱慧、孝濂、哲豪等,則依序適時提供深入想法及建議,搭配圖文並茂的PowerPoint簡報,活潑、生動、有趣,讓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下午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托育」,經由芷嫺、世軒及筱慧的的模擬情境教學,以及經驗回顧,並提點讓小朋友心服口服的一些技巧,這些,很具體且明確地,都讓我更加清楚明白原來托育這麼重要,因此需要更多的志工加入──因為唯有托育人手充足,姊妹們才能專心上課、自我培力,然後姊妹會也才能藉機帶給小朋友們一些正確觀念(托育時間並非只是陪小朋友玩,同時也要教課或課輔),兩全其美。適合的志工們,加入托育行列吧!

總之這是一次很有收穫的課程,我學到不少,謝謝北辦的用心。對了,補充一點,今天午餐時,越南姊妹玉蘭帶來一大碗親手做的越式涼伴小黃瓜,清爽好吃,大家都吃得很開心,我也吃了不少,謝謝玉蘭。 (end)

我與姐妹共渡的一千七百多個日子…

文/黃芷嫻
假日習慣熬夜到天亮、一路睡到自然醒的我,在三月十三日的凌晨,「特地」選擇「不睡」以保持「清醒」。天才剛亮沒多久,板橋火車站外面連路人也很少,我大老遠就看到一個揹著大包小包行裏的采羚「婆婆」──因為身負重物而無法以妙齡之姿行走──迎面而來:袋子裡裝的全是晚上表演的道具與服飾。采羚一看到我就說:「什麼時候要表演啊!我好緊張喔!」第一天晚上,劇團姐妹在「紙教堂」演出「雨中的風箏」,當安安說:「我不要再吃地瓜稀飯了」、在機場與媽媽分離的場景及最後媽媽的逝世,都讓我再次掉下眼淚。姊妹們演活了戲劇,也演活了她們的人生。

記得以前北辦主任佳臻在介紹我的時候常說:「芷嫻是我們元老級托育志工」,我赫然發現(可能很多人也沒發現,哈哈):「原來我這個老屁股,一直忘記正式加入會員耶!」。參與姊妹會快五年,今年的「會員大會」對我來說特別不一樣: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小朋友」進入「大人」們的開會現場。梅花和阿竹當選這次的理監事,她們很可愛也很有默契的跑來向我們說:「不好意思,把你們的名額擠掉了」,小嗆及曉鵑則告訴她們:「我們的夢想是,有一天,所有的理監事都可是姊妹!」。


在永和社大翻譯課時,見到好久不見的榮細,一看到我便說:「小朋友很想你也!」,芳芳和媛媛竟然也還叫得出我的名字;因「打水仗」而結緣的嘉駿也長高好多,像個大孩子;好久不見的宸宇也變得胖嘟嘟,很討人喜歡。看到孩子們從幼稚園上小學、從低年級變成高年級,才發現自己已與大家共渡這麼多年的美好時光。我是個愛哭鬼,可是我發現,在姊妹會裡大家的淚腺都特別發達,除了金枝堅持自己是眼睛會「流汗」外。我發現,我們的「哭」是因為我們有「愛」及「付出」:因為大家一起為姊妹會的目標努力、一起分享生命的喜怒哀樂、一起走過這幾年的歲月,所以,「個人」的故事都成為「大家」的故事,就像佩香所言:「因為有姊妹會我才能支持下來」。我們的「愛哭」是因為我們被「愛」包圍。姐妹們,我們要一起努力喔!希望往後的日子裡,我還能一直有你們的陪伴!

努力做件平凡但重要的事

努力做件平凡但重要的事
文/洪滿枝

2009年7月我參與日韓國際交流,是我在姊妹會五年第一次去日本和韓國參與開會,
這個交流活動是為了改善跨國婚姻女性遇到的困難而舉辦。活動由「國際婚姻移民女性權利與培力行動網」(Action Network for Marriage Migrants Rights and Empowerment, AMMORE)籌畫,姊妹會是這個國際網絡的發起團體之一。這個國際交流會,讓各國的婚姻移民組織互相瞭解各國政府對移民的政策、探討家暴的因素、參訪各團體,並促進聯繫的情感。

因為其他姊妹的承讓,我才能有這個學習的機會,我參加了這個會議,我學到
了其他姊妹如何克服困難,也聽到了姊妹承受家暴的經過。幸運的姊妹就能得妥善的保障,但是非常少數的人能拿到幸運這張牌,不幸運的人比較多,她們的遭遇讓我非常心酸,這些家暴的因素都是來自父權社會的觀念,還有教育、階級的區分、政策資源沒辦法平衡的分配、城鄉差距、文化的落差,因為受到這些影響,所以在跨國婚姻女性身上發生歧視,不尊重的家暴事件更多更容易發生。
我覺得大家來開這個會都是為了做同一件事,一件社會的人都覺得很平常而不重要的事,但是這件事情是能帶給社會很多供獻與進步的。打個比喻來說,現在大家都認為吃飯會變胖不漂亮,改吃其他的食物來代替米飯,反而對身體不健康,而農夫辛苦種的米卻變成沒有價值,種田的人越來越少,但其實吃米飯才是對身體健康的,擔心大家的身體沒了健康,社會的人才就越來越少。所以大家都在做鼓勵農夫繼續把米種出來,讓大家看到她的價值,讓社會更健康。

我會努力學習的,姊妹的夢想 台灣的未來。